巩玉生和他的《警道》

1943年，巩玉生出生在山西省寿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破天荒成为家族历史上第一个有机会上学的人。1964年，巩玉生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北京政法学院，迈出了探索政法领域道路的第一步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巩玉生一直从事政法领域的工作。在山西省公安厅，他历任政治部副主任、刑侦处处长、公安厅副厅长。之后他又出任山西省政法委副书记、山西省政协常委。如今，巩玉生退居“二线”，担任《当代山西政法》杂志总编、全国公安集邮协会主席。他仍在用他的激情为他钟情的政法工作奉献着。

今年初，巩玉生的《警道——一个高级警官的从警散论》由群众出版社付梓出版，不久应读者要求再版发行。该书由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题写书名，原公安部部长刘复之题词。全书35万余字，收录了作者不同时期、不同体裁的文稿88篇，而且架构严谨、内容丰富、立意高远，从不同侧面诠释了他的经历、思想和精神，引人遐想，给人启迪。

陆机在《文赋》中说：“伊兹事之可乐，固圣贤之所钦……言恢之而弥广，思按之而愈深。”文章写作一向被历代圣贤当作人生一大乐事，展纸落墨之间，抒写使言辞具有表现力，思考使思想更具有深刻性。品读巩先生的著作，不但能体会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作者在将“兹事”作“乐事”，书中更处处洋溢着“弥广”的文字光彩，闪耀着“愈深”的思想光辉。

捧读后回味，这部著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 其一，于工作之中体悟警道真谛。我理解作者以“警道”为题是以一个“求道”者的身份，把自己20多年从事公安政法工作的历程，当作不断探索警察职业之道真谛的“悟道”过程，更是使自己思想升华、灵魂锤炼的“释道”过程。作者从任职公安基层，到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、省政法委副书记，可以说把自己的职业黄金时间都献给了公安政法事业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和积淀，作者最终从纷繁复杂的业务表象中体悟到了“警道”真谛。

其二，于落墨之间展现个性情怀。该书以“警道”为题，即表明了作者善思善行的个性特质：副标题“一个高级警官的从警散论”，一个“散”字，不但使我们感受到作者的视角之宽，更使我们得以全方位领略作者的思想情感、个性情怀。对分管业务的指导，对公安理论的研究，无不烙着一个有真知灼见的高级警官的印记；每次讲话都深思熟虑，每篇文章都字斟句酌，无不贴有一个作风严谨的高级警官的标识；而关于集邮的侃侃而谈，关于母校、故乡的动情表达，又都盖有一个情感真挚的高级警官的醒目名章。

其三，于文牍之中尽显才情哲思。枯燥乏味，缺乏亲和力和感染力，成为公文的普遍诟病，而该书的内容，无论是正式讲话，还是即席发言，抑或是调研报告，都不仅有抽象的道理，更有具体的形象；不仅有关二三四的叙述，更有生动鲜明的论证。庄重之中饱含情感，朴实之中尽显文采。引经据典，旁征博引，连珠妙语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书中许多极富哲理的词句几成警句，让人回味无穷；如“要立志做大事，不要立志做大官”；“奴才好用没有用，用之何用？人才有用不好用，难而亦用。”这些文字，呈现给我们的是端庄厚重、极富灵性的公务文牍。

有位管理学家曾言，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者，经过长期磨砺往往也能驾轻就熟地管理一个部门，但如果其缺乏足够的理论修养和境界，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“管理的工匠”；而一位“有理论的实践者”，才有可能上升到“管理之师”的境界。巩玉生任职期间的首要责任是公安政法管理，还能在百忙中将所思所悟撰文著述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。更可贵的是通过对现实中各类现象的深入思索和感悟，阐发出源于实践的洞见和深刻思想，确实是上升到了“管理之师”的境界。

（作者：张子荣 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校长）